第46章 道的无名与专名 (第2/7页)

，其价值的专适性和定向性已不复存在。一次语言革命，终于在胜利中自我消解。

    广义的语言还包括对语言的实践运用，即言语活动，这既是语言的具体实现，也是语言的演变动力。鲁迅与姚文元说着同样的白话文，但在写作内容和写作方式这一层面，又不能说他们说着同样的话。他们同于语言而异于言语。同样的道理，朦胧诗与“样板戏”的冲突，口语体与翻译体的冲突，八十年代以来诸多探索与既有文学模式的冲突，都构成了言语的多向运动，构成了白话文内部的紧张，也制约了白话文未来的总体走向。特别是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热潮，常常使人联想到白话文出现时的革命气氛。当时人们最惊讶的不是这些诗的内容：英雄、知青、爱情、白桦树、红玛瑙等等，在其他诗体里同样出任过角色。但谓之“朦胧”的言语形式本身，已传达了足够信息，已定位了感觉解放和个人主体的人文姿态。无论朦胧诗的反对者还是拥护者，当时大多没有把言语方式仅仅当做一种技术问题和形式问题，都敏感到“怎么说”本身就隐含着“说什么”：破坏语法常规，无异于挑战传统政治权威；而废弃标点和韵脚，简直就是对清教主义伦理和极权主义哲学的反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朦胧诗作为“样板戏”、“新华体”、“党八股”的异端，促成人们思维和感觉的重构，一度成为危险的意识形态而遭到政治扑杀，当然在所难免。

    有意思的是，言语的价值定位很快到期作废。朦胧诗永远是“感觉化”的言说吗？当商业广告中皮鞋、时装以及胃服宁药片的推销文案如歌如